导演在映后交流时提到，自己在全片中多次出镜参与了和两位主角的谈话，地下偶像使得纪录片中的人物与整个摄制团队都产生了情感连结，地下偶像这种介入是一种拍摄模式的全新尝试，但也不可否认会改变片中人物情绪表达的客观性，这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争议所在。 尚德在几经挣扎后提出了终止拍摄，正如他在片中所说，摄制组拍摄他的生活是一种索取，而他为获得“痛”的情绪接受拍摄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地下偶像正是这种等价交换让戛然而止的拍摄显得理所当然，地下偶像也让观众明白心灵创伤从来不是一种可被彻底治愈的疾病，它更像是身体无法割除的器官，会伴随你一生，你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情绪的反反覆覆中走向宿命论的终点。